小学语文教科书需要一场手术

教科书是国民教育的基础，其编撰是一个社会自我认知的投射，也是这个社会文化主张的表征。本刊曾关注中学历史教科书，如今一线教师向我们传递了一条重要信息——

    小学语文教科书“有毒”。这是语文老师郭初阳的判断。为了支持这一结论，他和他的伙伴们刚刚出具了一份“化验报告”。检查样本，是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人教版、北师大版及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。这三个版本在市场上占据了约80％的份额。

    郭初阳36岁，曾在杭州外国语学校当了6年的语文教师，目前是自由研究者。在他背后，有一个民间团队——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，集合了20多位中小学语文教师。简单来说，这个小组的任务是“给小学语文课本挑错儿、找茬儿”，并“弘扬现代公民理念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方法”。

    这些教师自称是小学语文的“外科医生”，他们的口号是：“要给小学语文排排毒”，“现在需要的是一场手术”。

    真的名人，假的故事

    “还记得你的小学语文课文吗？你敢肯定，自己不是吃了毒奶粉的大头娃娃？”郭初阳郑重其事地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抛出这个问题。

   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历时2年，收集、分析了300多篇课文。这些课文来自2002~2009年的上述3个版本小学语文教材。他们对“有毒”的课文进行打分，从0分至~5分，同时按照“毒性”等级，以武侠世界的毒药命名，例如断肠草、软金散等。最后形成的《化验报告：中国孩子的教科书》在扉页用3号黑体字写道：“我们正在给孩子们吃错药！”

    推崇有机食品的郭初阳声称，这些课文中，有一半以上的故事属于严重的“农药超标”。而更让他痛惜的是，“小孩子恰恰都很迷信课本”。

    小组核心成员吕栋是浙江省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。一次，他布置了一道课堂习题，而他公布的答案比教科书附带的答案多了几个字。当即就有一个学生举手：“老师，课本上写的不是这样的。”

    “高中生都这样，何况小学生呢？”吕栋无奈地说。

    一些小学课文里的故事，常常会在学生的经验里形成根深蒂固的认知。不久前，郭初阳给自己当年曾教过的学生何易“布置”了一项调查。这个19岁的男生，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念大二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小学二年级时曾在人教版的语文教科书里读到过一篇名为《爱迪生救妈妈》的课文。

    课文内容是这样的：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。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，无法进行手术。刚满7岁的爱迪生，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，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，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。它附带提示孩子们：所有有成就的伟人，都有着美好的品德。

    和其他的中国孩子一样，12年来，何易一直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，直到如今他接受郭初阳的请求，在美国调查这篇“传播孝道的典型课文”的真实性。

    “你们听说过爱迪生7岁时救妈妈吗？”课间讨论时，他随意地跟美国同学提起这个话题。

    当得知中国的小学课本上讲的这个故事，“What（什么）！”这些美国人纷纷瞪大了眼睛，发出夸张的惊叹词。

    “哦，亲爱的，这跟鳄鱼会跳舞有什么区别！”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生耸耸肩，摊开双手。

    何易描述当时的感受，几乎是“世界观瞬间被颠覆了”。随后他给几位相关研究领域的教授发了邮件。教授们纷纷回复，“此事无从考证”。他又去学校图书馆查阅《爱迪生传》，仍旧没有“救妈妈”的记录。

    继续调查，何易发现，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，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。也就是说，爱迪生7岁时，不会有阑尾炎手术的说法。他还咨询了自己的父亲，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外科医生。何父的说法是，油灯反射属于“有影灯”，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阑尾炎手术。

    实际上，美国小学教科书也曾“染毒”。著名的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，讲述幼年华盛顿砍倒了家里的一棵樱桃树，向父亲承认错误，并得到了原谅。它以“诚实品德最为可贵”为重点，意图教会小学生们要知错就改。

    这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故事，后来被证实为纯属虚构。有考古学家发现，华盛顿童年所住的房屋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拉帕汉诺克河边的陡壁上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里曾种植过樱桃树。

    “在教科书里，也许很多名人都砍过樱桃树、苹果树、梨树，这并不是华盛顿总统的专利。”郭初阳大笑着说。

    他曾认真考证了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12课《陈毅探母》。故事是说，陈毅元帅的母亲生病了，他赶回故乡探望。陈毅看见母亲换下的衣服还没洗，就打来一盆水，一边洗衣服，一边和母亲拉家常。母亲说：“你也五十多岁了，还替娘洗衣服。”陈毅说：“娘，快别这么说。从小到大，你不知道替我洗了多少次衣服。今天，我给你洗洗衣服，是应该的呀！”

    课文并不复杂，显然是想通过陈毅探母这件事，体现孩子对母亲的孝道，以及母子之间浓厚的亲情，让小学生懂得尊重长辈的道理。

    这一回，“热爱吹毛求疵”的郭老师亲自动手，找了好几个版本的陈毅传记。第一天，他在笔记本里写道：《陈毅传》未发现“探母”记录。第二天，他又写下：《陈毅年谱》未发现“探母”记录。第三天，他还是一无所获。

    他不甘心，于是自己考证。陈毅生于1901年，那么“五十多岁”时的探母事件，应发生在1951至1960年间。按《陈毅年谱》记载，陈毅曾于1959年 11月2日回到故乡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，看望了幺叔、幺婶、侄儿等亲属，却独独缺了“母亲”。并且，在各类媒体对陈毅儿子陈昊苏、侄儿陈德立、侄女陈德琦的详尽采访中，也从未提到有关“陈毅探母”的蛛丝马迹。

    不过，他也发现，《陈毅年谱》中1963年2月下旬出现了空白。那么，即便陈毅探母真的发生在了这一时段，那至少也是在他60多岁的时候，而并非“五十多岁”。

    “为了增强说服力，教科书在名人身上编派事实，虚构情节，大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架势！”这是“化验报告”里列出的第一项病症。

    成人伪装儿童腔

    郭初阳曾做过一个教学实验。那正是杭州冷得结冰的时候。他问几个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，“窗户上的冰花像什么？”回答里有彩虹和小鹿，有东方明珠电视塔，还有“长江七号”公仔，甚至有喜羊羊和大灰狼。

    这位实验者记录了实验结果，然后与苏教版一年级上册中的《冰花》进行了对比。

    在这则课文中，一个名叫小童的孩子清晨醒来，发现玻璃窗上结了一朵朵晶亮的冰花。还没等小童展开想象，教材编撰者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串比喻。他们用成人格式化的思维拼凑出，“像宽大的树叶，像柔嫩的小草，像丰满的牡丹，一束束，一朵朵，晶亮，洁白”。

    “树叶、小草在小学教材里出现了多少次了！居然还有庸俗的牡丹！”郭初阳语气激烈。他指出，作者如此“写实”，立刻将孩子对于“冰花”的想象固化。“小学教材的编撰者穿了小孩子的衣服，脸蛋涂上了宝宝霜，伪装成儿童腔，却强奸着儿童的思维，固化着孩子们的想象，妨碍着他们判断事物的能力。”

    研究小组的另一核心成员蔡朝阳重点剖析了课文《自己去吧》，那是人教版一年级上册第14课。

    故事里，一只小鸭想学游泳，鸭妈妈说：“小溪的水不深，自己去游吧！”过了几天，小鸭学会了游泳。一只小鹰想学飞翔，鹰妈妈说：“山那边风景很美，自己去看吧。”过了几天，小鹰学会了飞翔。

    “小鸭和小鹰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吗？‘过了几天’这个表达，真是‘点金成石’！”蔡朝阳大声指出。这个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，有一个刚满4岁的儿子。

    年轻的父亲质疑，在小鸭和小鹰的最终成功之前，“过了几天”这一过程中，它们必定付出了种种努力。他曾目睹儿子蹒跚学步的情景，“那是一段充满挫折的冒险，更是一个充满发现的美好过程”。课文里的轻描淡写让他难以忍受，“用成人化的视角，抹杀了小鸭与小鹰的努力过程，告诉孩子只要‘过了几天’，什么都能学会。哪有这样的事！”

    每每遇到关注“化验报告”的家长，蔡朝阳总是反复强调：“我们要教给孩子的，不是这些痴呆的课文”，“最重要的是，让孩子们懂得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。”

    这些批判者在“化验报告”里提出：“不要化妆。告诉孩子们世界的真相。”

    一篇课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上册第17课《地震中的父与子》讲述了1994年美国洛杉矶地震中发生的一则故事。一个父亲匆匆赶到倒塌的小学，徒手刨挖了38个小时，救出了包括他儿子在内的14个小孩。

    “哦，天啊！这个父亲是蜘蛛侠吗？”郭初阳感叹。

    课文的末尾，38个小时后，这些孩子从废墟中获救，他们说话利索、心态平静，无须任何救助，也无须任何治疗。他们排成整齐的队列，有序地爬出父亲刨挖的缺口。最终，“这对了不起的父子，幸福地拥抱在一起”。

    “化验报告”里，研究小组给这篇课文打了“－5”分。按照郭初阳的说法，这一级的毒性为“鹤顶红”。得“－4”分的《冰花》被称为“断肠草”，《自己去吧》被打了“－3”分，则是“软金散”。

    他们认为，《地震中的父与子》撰写者“缺乏地震的基本常识”，为了强调父爱的伟大，硬是用简单的思维，拼凑出父亲徒手刨挖的情节。即便该说法成立，那么被埋38个小时后，14个孩子仍毫发未损，精神抖擞，这个完美的童话结局“真的要让人疯掉了”。

    “成人伪装儿童腔，创造出一代被教材编派的孩子。哦，天啊！”郭初阳声音提高了八度。

    有技巧地讲真相

    令这些批判者没想到的是，这份“化验报告”数天前经媒体报道后，关于小学语文是否是在用美德“绑架”孩子，在网上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。

    一位旅居日本的网友显然极不赞成他们的观点。他用调侃的语气建议取消所有的童话故事、名人轶事，并且提出“为了避免3位老师所说的情况再次发生，请把小学语文改成字典，字典不容易出错”。还有很多家长表示不理解，“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，教给孩子这些美德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    面对质疑，吕栋反复强调，“文本的选择是最重要的”，“孩子是很容易迷信课本的”。他认为，小学语文老师应该主动去思考“教材选用的文本有没有问题”，而不是完成教学任务便万事大吉。

    在他看来，北师大版二年级上册课文《流动的画》让母亲化身面目僵硬的政治教员，教育孩子，火车的“窗外是祖国的画，千万不能弄脏它！”北师大版三年级上册的《一朵小花》，则拼命向孩子灌输“只要当配角，不要争主角”的道理。

    “现代社会要求孩子们自信，自强，勇于争取。这些课文已经滞后了。”吕栋说。

    “那么小学生到底应该读什么样的课文？”记者问。

    “这也许是一个盲区，很少有人关注的盲区。”吕栋沉思了几分钟后说。

    不过在蔡朝阳看来，“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恐怖”。这位“爱给学生放电影”的语文老师乐观地表示，“总能找到合适的文本，也总有巧妙的教育技巧”。他曾尝试给小学生放映伊朗电影《小鞋子》。一对兄妹从小父母双亡，两人只有一双鞋子。为了给妹妹赢得一双鞋，哥哥决定去参加跑步比赛。这个简单的故事，让课堂上的小朋友感动得“哇哇大哭”。

    他还建议，《小王子》之类的普世童话，便是优秀的范本，小孩子完全能看明白。甚至古典白话文《儒林外史》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
    郭初阳当中学老师时，常常苦于要想种种“手段”来摧毁中学生的“小学腔”和僵化思维模式。他称这种纠正方式为“止痛片”。“为了省下买药的钱，是时候给小学教材动一场大手术了！”这个踌躇满志的研究者、批判者和实验者说。